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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的大豆出口。到人民党执政的1924年，德国与中国的贸易额为3。475亿美元，而同日本的贸易额则下降为2。34亿美元。德国工业对于中国出产的钨砂、锑、锰、锡、猪鬃和桐油也有大量需求。以钨为列，德国是中国钨砂的主要进口国之一，从魏玛时期起德国就已通过民间贸易的方式从中国进口钨砂，在1920年代便已是中国钨最大的买主，至30年代，钨砂矿成为中德贸易中至关重要的战略物资，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德国从中国进口的钨砂矿数量增长了四倍多，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其它商品，钨砂价格指数的上升速度也很快，十年增长了3．4倍，这是其它商品所无法相比的。这近二十年期间德国进口的中国钨砂数量呈持续上升趋势。
一批德国政府委派的外交官积极参与中德的各类贸易和经济合作，甚至有人数次前往华南江西、广东地区考察重要战略资源钨、镊、锡等矿产的生产，并主导了中国向德国所下的军事采购计划。凭心而论，德国卖给中国的武器装备虽然价高但质地优良。更多的德国军事教官为人民党军官团轮训制定具体教程并亲自参与讲解，当然同时他们也积极为德国政府服务。
由于德国马克的飞速贬值，和中国货币的信用问题及国内市场货币多样化的现状----基本上国内“袁大头”和张作霖起家的“奉天券”处在同一价值。双方商定中德经济贸易主要用以物易物的形式完成，对两国现状来说，这无疑是最好的办法。
1924年8月23日，中国财政部长张振鹫与德国合步楼公司(hapro，原名handelsgesell schaft fur industrielle produckte，是一家具有军方背景的私营企业)在庐山的牯岭签订了《中德原材料及农产品与工业及其它产品互换条约》，又称“合步楼条约”。中国开始用钨砂、锰砂等战略性原料和农产品换取德国的工业产品，尤其是军需品。这个完全平等，双方享有相同的权利的易货贸易条约为中德双方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中国而言，它解决了因内战和巨大预算赤字导致的无法向国际贷款的困境，以及西方世界对中国武器的实质上的进口阻扰，不仅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发展，也给中国军队的革新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对德国而言，条约签署后，中国向德国提供的原材料几乎满足了德国的全部需求，使德国几乎不用在国际原材料市场采购其它任何产品。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德工业合作计划是同年的三年计划，这个计划由中国政府的资源委员会与德国的合步楼公司共同负责。计划的主旨是在短期内建设一个工业基地以抗衡日本，长期目标则是在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建设一个工业中心地带，以供长期的工业发展。三年计划有几个基本组成部分，例如对钨和锑全部有关业务的专管，在湖北、湖南和四川（此阶段人民党政府尚未取得对该地域行政的控制，但出于对张作霖政府的信任，计划已经涵盖）等地建设17座工厂，包括钢铁、燃料（煤矿和油矿）、机械、电气、化工等重工业厂矿和发电厂。正如1924年签订的以货易货协定中勾画的大纲所显示的，中国通过提供稀有矿产换取德国的技术和装备来实现这些计划。三年计划也为民国政府培养了一批受过高级教育的技术官员，以负责这些国家计划。
从客观上说，德国政府重整军备的需求必须确保为其工业品和军事装备换取战略原材料的供应。有鉴于此，大工业财团克虏伯、法本、西门子，德意志银行、德意志德国工业银行大量对华投资成为趋势。因为此时英美等战胜国对德国海外投资的限制，这种投资采用以国家作对外投资的直接担保，国际银行汇划结算协定，易货贸易筹办、进口许可证和出口补贴等方式来进行国际间的直接贸易。
到1926年4月8日，合步楼公司合伙人将其股份转让给德国国防部，从而由军方背景的私营公司变为国营公司。当天中国总理王永江与德国总理威廉﹒马克思签订了合步楼条约的补充协定——《德华信用借款合同》，由德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价值1亿美元的无限期周转贷款。此外，中国方面承诺以每年20%的比例将1亿美元信贷从德国采购设备和技术资料。张汉卿为此与威廉互致贺电，标志着中德关系进入了“蜜月时期”。
东北的大豆出口。到人民党执政的1924年，德国与中国的贸易额为3。475亿美元，而同日本的贸易额则下降为2。34亿美元。德国工业对于中国出产的钨砂、锑、锰、锡、猪鬃和桐油也有大量需求。以钨为列，德国是中国钨砂的主要进口国之一，从魏玛时期起德国就已通过民间贸易的方式从中国进口钨砂，在1920年代便已是中国钨最大的买主，至30年代，钨砂矿成为中德贸易中至关重要的战略物资，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德国从中国进口的钨砂矿数量增长了四倍多，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其它商品，钨砂价格指数的上升速度也很快，十年增长了3．4倍，这是其它商品所无法相比的。这近二十年期间德国进口的中国钨砂数量呈持续上升趋势。
一批德国政府委派的外交官积极参与中德的各类贸易和经济合作，甚至有人数次前往华南江西、广东地区考察重要战略资源钨、镊、锡等矿产的生产，并主导了中国向德国所下的军事采购计划。凭心而论，德国卖给中国的武器装备虽然价高但质地优良。更多的德国军事教官为人民党军官团轮训制定具体教程并亲自参与讲解，当然同时他们也积极为德国政府服务。
由于德国马克的飞速贬值，和中国货币的信用问题及国内市场货币多样化的现状----基本上国内“袁大头”和张作霖起家的“奉天券”处在同一价值。双方商定中德经济贸易主要用以物易物的形式完成，对两国现状来说，这无疑是最好的办法。
1924年8月23日，中国财政部长张振鹫与德国合步楼公司(hapro，原名handelsgesell schaft fur industrielle produckte，是一家具有军方背景的私营企业)在庐山的牯岭签订了《中德原材料及农产品与工业及其它产品互换条约》，又称“合步楼条约”。中国开始用钨砂、锰砂等战略性原料和农产品换取德国的工业产品，尤其是军需品。这个完全平等，双方享有相同的权利的易货贸易条约为中德双方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中国而言，它解决了因内战和巨大预算赤字导致的无法向国际贷款的困境，以及西方世界对中国武器的实质上的进口阻扰，不仅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发展，也给中国军队的革新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对德国而言，条约签署后，中国向德国提供的原材料几乎满足了德国的全部需求，使德国几乎不用在国际原材料市场采购其它任何产品。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德工业合作计划是同年的三年计划，这个计划由中国政府的资源委员会与德国的合步楼公司共同负责。计划的主旨是在短期内建设一个工业基地以抗衡日本，长期目标则是在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建设一个工业中心地带，以供长期的工业发展。三年计划有几个基本组成部分，例如对钨和锑全部有关业务的专管，在湖北、湖南和四川（此阶段人民党政府尚未取得对该地域行政的控制，但出于对张作霖政府的信任，计划已经涵盖）等地建设17座工厂，包括钢铁、燃料（煤矿和油矿）、机械、电气、化工等重工业厂矿和发电厂。正如1924年签订的以货易货协定中勾画的大纲所显示的，中国通过提供稀有矿产换取德国的技术和装备来实现这些计划。三年计划也为民国政府培养了一批受过高级教育的技术官员，以负责这些国家计划。
从客观上说，德国政府重整军备的需求必须确保为其工业品和军事装备换取战略原材料的供应。有鉴于此，大工业财团克虏伯、法本、西门子，德意志银行、德意志德国工业银行大量对华投资成为趋势。因为此时英美等战胜国对德国海外投资的限制，这种投资采用以国家作对外投资的直接担保，国际银行汇划结算协定，易货贸易筹办、进口许可证和出口补贴等方式来进行国际间的直接贸易。
到1926年4月8日，合步楼公司合伙人将其股份转让给德国国防部，从而由军方背景的私营公司变为国营公司。当天中国总理王永江与德国总理威廉﹒马克思签订了合步楼条约的补充协定——《德华信用借款合同》，由德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价值1亿美元的无限期周转贷款。此外，中国方面承诺以每年20%的比例将1亿美元信贷从德国采购设备和技术资料。张汉卿为此与威廉互致贺电，标志着中德关系进入了“蜜月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