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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圣诞节尚有半个月，我就发现北京街头的节日气氛已经很浓厚：商场的橱柜里已经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大大小小的圣诞老人、圣诞树及其林林总总的一些饰品；有的商场或饭店还把一个特大的圣诞老人和圣诞树摆放在门厅正位上，以此作为招牌招徕南来北往的顾客；也有一部分时尚青少年除把头发染成“黄毛”外还顶上了一顶红色白绒毛边的圣诞老人帽招摇过市；更有的学生也早已在筹备平安夜的集体联欢聚会
我无意对此批评什么，我只是惊诧于在这些大城市里的人们都已经变得连自己的春节都不知道该怎么过了，居然却热衷起过洋节来了。我记得鲁迅先生在九十多年前曾批评中国人在学习外国上的畏畏缩缩，大声呼吁“拿来主义”而今不到九十年的时间，国人已经变得大方起来，已经不仅仅是“拿来”了，而是直接效仿躬行起来，连一点点的鉴赏都已觉得非常多余——这倒令我怀疑是不是该提倡些什么“抛却主义”了，恐怕是抛也抛不掉了。
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的圣人是“孔子”虽然我们有时候不太尊敬称之为“孔老二”但其圣人的地位却是虽经风雨而难以憾动。然而，我们却没有“圣诞节”甚至除了历史学家很少有人会知道孔子诞辰日，即使现在已经有一部分对国学一往情深的人士在不断的纪念他，弘扬他的思想，可毕竟是学者们的事，终因曲高和寡而应者寥若晨星。虽然圣人故里或圣人走过的地方也在大力宣传圣人贤事，整修宗庙祠堂，树碑立传，举行祭典，但总让人感觉到是在打“圣人牌”发“圣人财”文化弘扬有形无蕴，商业目的欲盖弥彰，其文化内涵随着仪式的结束而逐渐被人们淡忘，那些美好的东西并没有成为人们心灵中真正需要的存在。
当前热烈有加的“圣诞节”之圣，当然不是指我们的孔老先生，而是一位比孔圣人年轻五百岁的传说中的宗教人物。为何后来居上，喧宾夺主？这是一个值得大家都来深思的一件事情！
文化的历史走势有异。在那个群雄争霸的时代，我们的孔圣人毫无疑问代表了当时的社会良知，但先生对诸侯抱有太多的幻想，过分的依靠统治者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使在他的故国屡遭挫折后，周游列国依然希望说服统治者，但最终是无功而返。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死后二百余年后，却被封建统治者捧为圣人，其学说亦在其后近二千年的时间里不断被改造，逐渐成为了政治的附庸，为权力所用，而与黎民百姓渐行渐远，甚至一度被改造成了束缚人们手脚和灵魂的绳索。基督教在一开始为反对奴隶制，宣扬人生而平等，一度遭到统治者的打压，后与政治体制合流，但这一合流没有消弥其宗教文化，相反地利用政治完成了成长壮大的历程并迅速超越世俗政权，实现了教政合一，在漫长的中世纪控制了人的精神和现实社会。后来，资产阶级掌权后，宗教在现实政治的影响力虽然大幅下降，但它却凭借其强壮的筋骨实现了自立自主，仍然在人的精神世界里占主导地位，为多数人所信奉。
文化基因不同。我们的圣人宣扬“人之初，性本善”之所以在社会上施行教化的前提是“好人正在变坏，不得不教化之”而基督教“原罪说”的宗教文化宣扬的前提却是“坏人正在变好，想做好人就来吧”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前提，并演变为两种不同的文化基因，使得二者虽然都劝人向善，却走出了不同的路子。一种是建规立范，批判纠正；一种是原罪忏悔，慰籍心灵。前者的核心思想是罪在当今改在当今，在现实中规范和批判，使得人们的日常生活总显得有些沉重，至少也是有一些紧张。而后者的核心思想在于罪在前世改在当今，所规范的是前世所做的，之所以有今世就是来忏悔的，是来弥补的。虽然都是在做改造人的事情，但因其立意的不同，使得大家的认识也不同，所产生的结果也存在着行为的被动和主动的差异，如，圣人一再告诫我们要“慎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可我们扪心自问：做到了吗？是不是有时候明知“非礼”而要看一下、听一点，虽然可以辩解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但也至少说明自己意志不坚强，同时也说明圣人的影响力还是远远不够到位的。
社会转化有别。我们的社会在过去的二千多年中，应该说还是认可了圣人思想的，也视之为“圣经”但不同的是此更多地被利用来规范社会秩序和层级，而彼圣则更多地被利用来规范人的心智和心性。比方说，孔圣人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我们这个崇尚君子的国度里，则深受其诲：重农抑商，耻于谈利，商业经济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限制。由此而产生的一个后果就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人们形成了一种很顽固的观念：无商不奸，投机倒把，不劳而获。这使得商人的形象一直猥琐在人们心中，也从而使得商业与圣人格格不入。圣经告诉人们：当有人打了你左脸一个耳光，你再把右脸转过去。此中之“忍”与圣人之“忍”当有共通之处，但其宗教性质使其更多地在于关怀人生教化心灵，这就使得人们不管是从文、从商还是做任何一件事情，在心灵中自觉地把诚实和守信作为一个基本准则，并没有谁去强迫你。因此，对“圣诞节”与商业结合，不但没有忤逆圣经，反而为商业信誉增光添彩。
写至此，我乞求大家的是，以上所发对比之言，并非是我厚彼薄己。也许“圣诞节”更适合于洋人，我们现在有些人之所以如此热衷，当是求新鲜而已。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热爱我们传统文化的人，面对涌动地“圣诞”现象，我们却不能在新世纪的钟声已经敲响，东方巨人再次崛起的时候，忘却思考而漠然置之。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然而，更关键的是：我们如何在心中重塑圣人形象，让他的“仁、义、礼、智、信”成为我们每个个体心灵深处的真正渴求！
2005年12月10日
离圣诞节尚有半个月，我就发现北京街头的节日气氛已经很浓厚：商场的橱柜里已经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大大小小的圣诞老人、圣诞树及其林林总总的一些饰品；有的商场或饭店还把一个特大的圣诞老人和圣诞树摆放在门厅正位上，以此作为招牌招徕南来北往的顾客；也有一部分时尚青少年除把头发染成“黄毛”外还顶上了一顶红色白绒毛边的圣诞老人帽招摇过市；更有的学生也早已在筹备平安夜的集体联欢聚会
我无意对此批评什么，我只是惊诧于在这些大城市里的人们都已经变得连自己的春节都不知道该怎么过了，居然却热衷起过洋节来了。我记得鲁迅先生在九十多年前曾批评中国人在学习外国上的畏畏缩缩，大声呼吁“拿来主义”而今不到九十年的时间，国人已经变得大方起来，已经不仅仅是“拿来”了，而是直接效仿躬行起来，连一点点的鉴赏都已觉得非常多余——这倒令我怀疑是不是该提倡些什么“抛却主义”了，恐怕是抛也抛不掉了。
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的圣人是“孔子”虽然我们有时候不太尊敬称之为“孔老二”但其圣人的地位却是虽经风雨而难以憾动。然而，我们却没有“圣诞节”甚至除了历史学家很少有人会知道孔子诞辰日，即使现在已经有一部分对国学一往情深的人士在不断的纪念他，弘扬他的思想，可毕竟是学者们的事，终因曲高和寡而应者寥若晨星。虽然圣人故里或圣人走过的地方也在大力宣传圣人贤事，整修宗庙祠堂，树碑立传，举行祭典，但总让人感觉到是在打“圣人牌”发“圣人财”文化弘扬有形无蕴，商业目的欲盖弥彰，其文化内涵随着仪式的结束而逐渐被人们淡忘，那些美好的东西并没有成为人们心灵中真正需要的存在。
当前热烈有加的“圣诞节”之圣，当然不是指我们的孔老先生，而是一位比孔圣人年轻五百岁的传说中的宗教人物。为何后来居上，喧宾夺主？这是一个值得大家都来深思的一件事情！
文化的历史走势有异。在那个群雄争霸的时代，我们的孔圣人毫无疑问代表了当时的社会良知，但先生对诸侯抱有太多的幻想，过分的依靠统治者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使在他的故国屡遭挫折后，周游列国依然希望说服统治者，但最终是无功而返。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死后二百余年后，却被封建统治者捧为圣人，其学说亦在其后近二千年的时间里不断被改造，逐渐成为了政治的附庸，为权力所用，而与黎民百姓渐行渐远，甚至一度被改造成了束缚人们手脚和灵魂的绳索。基督教在一开始为反对奴隶制，宣扬人生而平等，一度遭到统治者的打压，后与政治体制合流，但这一合流没有消弥其宗教文化，相反地利用政治完成了成长壮大的历程并迅速超越世俗政权，实现了教政合一，在漫长的中世纪控制了人的精神和现实社会。后来，资产阶级掌权后，宗教在现实政治的影响力虽然大幅下降，但它却凭借其强壮的筋骨实现了自立自主，仍然在人的精神世界里占主导地位，为多数人所信奉。
文化基因不同。我们的圣人宣扬“人之初，性本善”之所以在社会上施行教化的前提是“好人正在变坏，不得不教化之”而基督教“原罪说”的宗教文化宣扬的前提却是“坏人正在变好，想做好人就来吧”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前提，并演变为两种不同的文化基因，使得二者虽然都劝人向善，却走出了不同的路子。一种是建规立范，批判纠正；一种是原罪忏悔，慰籍心灵。前者的核心思想是罪在当今改在当今，在现实中规范和批判，使得人们的日常生活总显得有些沉重，至少也是有一些紧张。而后者的核心思想在于罪在前世改在当今，所规范的是前世所做的，之所以有今世就是来忏悔的，是来弥补的。虽然都是在做改造人的事情，但因其立意的不同，使得大家的认识也不同，所产生的结果也存在着行为的被动和主动的差异，如，圣人一再告诫我们要“慎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可我们扪心自问：做到了吗？是不是有时候明知“非礼”而要看一下、听一点，虽然可以辩解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但也至少说明自己意志不坚强，同时也说明圣人的影响力还是远远不够到位的。
社会转化有别。我们的社会在过去的二千多年中，应该说还是认可了圣人思想的，也视之为“圣经”但不同的是此更多地被利用来规范社会秩序和层级，而彼圣则更多地被利用来规范人的心智和心性。比方说，孔圣人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我们这个崇尚君子的国度里，则深受其诲：重农抑商，耻于谈利，商业经济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限制。由此而产生的一个后果就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人们形成了一种很顽固的观念：无商不奸，投机倒把，不劳而获。这使得商人的形象一直猥琐在人们心中，也从而使得商业与圣人格格不入。圣经告诉人们：当有人打了你左脸一个耳光，你再把右脸转过去。此中之“忍”与圣人之“忍”当有共通之处，但其宗教性质使其更多地在于关怀人生教化心灵，这就使得人们不管是从文、从商还是做任何一件事情，在心灵中自觉地把诚实和守信作为一个基本准则，并没有谁去强迫你。因此，对“圣诞节”与商业结合，不但没有忤逆圣经，反而为商业信誉增光添彩。
写至此，我乞求大家的是，以上所发对比之言，并非是我厚彼薄己。也许“圣诞节”更适合于洋人，我们现在有些人之所以如此热衷，当是求新鲜而已。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热爱我们传统文化的人，面对涌动地“圣诞”现象，我们却不能在新世纪的钟声已经敲响，东方巨人再次崛起的时候，忘却思考而漠然置之。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然而，更关键的是：我们如何在心中重塑圣人形象，让他的“仁、义、礼、智、信”成为我们每个个体心灵深处的真正渴求！
2005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