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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很灿烂，河水染得金红。金红的水从他墨墨黑的臂膀上滑下来，又滑上去。厚重的水覆盖着他细小的身躯，又被他细小的身躯穿破。他游得不快也不慢，却从容。
“三林，上来了！”四淇叫着。他赤条条地穿着一条湿淋淋的被头，拖着一个树墩，树墩上放着他俩的衣裳、鞋子。他向着夕阳跑，裤头上的水珠滴下来，金珠似的。
三林不回答，不紧不慢地向前游。游到了桥洞。
桥上摆着西瓜摊，鲜红红的一瓤一瓤，破了边的蒲扇赶着蝇子。西瓜浓郁的香味搅和着桥下河水的腥味。架子车，自行车，叮叮当当地挤着。
三林游过了桥洞。
四淇走不动，车子过不完。好容易过去了，回头一看，树墩上的鞋少了一只，又回过头去找鞋。
“三林，上来了！”四淇喊。
太阳落在河边一片屋脊下了，河水变黑了，黑黝黝的河水与他墨墨黑的身躯溶为了一团。
他抬起眼睛，沿着小提琴的四根弦望过去：小提琴，小提琴，小提琴；中间横着中提琴，中提琴；然后，对面是大提琴，大提琴，倍大提琴，定音鼓。再从定音鼓往回看过来：长号，小号，圆号，长笛，又簧管，黑管，大管。合唱队穿着深色的演出服，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所有的演员都上了，包括舞蹈队的。指挥抬起了胳膊，指挥棒轻轻地，然而庄严地划了下去——定音鼓起来了，男声女声哼鸣，弦乐颤弓，圆号长音。一个女高音陡然而起他背上栗然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女声吟唱着总理的恩德。
他看见第一排一个老太太在流泪。
演员前所未有的认真，动了感情。很多人哭了，晶莹的泪珠在灯光下闪烁。
乐队前所未有的认真，音很准。长号没有破一个音，小号的高音上去了。
他被感动了。
男高音，女高音，男低音，女低音，忠实而勤恳地唱着自己的声部。声部搭成了一座宏大的建筑，那声部与声部之间的神秘的空隙，充斥着无声的气流。这气流无声地撑起了横梁立柱，使之坚实而稳固。
他深知自己是不及的，他的那份谱子上，声部是象做填空那样填起来的。
定音鼓渐强而又渐弱，女高音溶入一片哼鸣之中。天地间充满了宏大的悲哀。这是大的悲哀，而不是象他的那一般凄恻哀怨。他深知自己是不及的了。
大幕落下，灯暗了。
他从身上扒下演出服，他把演出服直接套在身上了。
“我来帮你迭。”郑瑛瑛夺他的演出服。
他让开了：“我自己来。”
“我说，还是你写的曲子好听。”郑瑛瑛倚在服装箱上嗑着瓜子，瓜子皮就吐在地上。
“哪能。”他说。他说的是真心知，可听起来总有些象赌气。
“真的。”郑瑛瑛吐出一片瓜子皮，认真地说。
他不再理会她，低头迭好衣服，交给郑瑛瑛。她嘴里在哼着一个什么调子，怪熟悉的。当他走出后台，才想起，她哼的正是自己那个被枪毙了的曲子，脸上不禁一阵臊热。
舞台上正在卸平台，纱幕落在地上，几个舞蹈队的女孩子在拆着别上去的金字：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
他宽慰地想：就算没有枪毙，也不过这么演一场就算了，没多大意思的。是啊！他把这句话想了两遍，却并没有宽慰起来，甚至更加沮丧了。
走出剧场，他去自行车棚推车子。几个合唱队的在他前面推着车子走，他放慢了脚步，与他们拉开距离。不料，后面又上来几位合唱队的，他便不好太慢了。最后，他还是上了车，飞快地追过前边一伙人，扬起右手说了声：“喂，不下了！”溜了过去，骑进散场的观众群中。留下他们在后边推着车走。
他慢慢地在人群中崎岖地穿行，到了路口，一蹬车子，下了淮海路，骑上一条小路。
到了奎河。他顺着奎河，向西去。
奎河两岸是鳞次栉比的院落，灰色的瓦楞在月光下发着挺新鲜的蓝光。墙剥落了，露出砌得结实的青砖。秃秃的枝杈升过了屋檐，在深蓝的天幕上划了一张篱笆。这里几乎集中了这城里最老的也是当年最殷实的人家。
奎河的水浑得发稠，流不动了，停着，结了一层膜似的，在月光下发出油亮的微光。
他在一扇破木板门前下了车，门是虚掩着的。他推开门，月光照在院子中间的碎砖地上，每一块碎砖的边缘都像是用墨笔勾勒出来似的清晰。树枝的影子在砖地上轻描淡写了几划。
“吕老师。”他推门进去。
吕老师只穿了一件破绒衣，脑袋上却冉冉地冒着热气。他鼓捣着一个铁铸的架子，只来得及“嗯”了一声。
他在角落里的床边上坐下了。一张单人床，沿着墙放了一排书，占去三分之一的地方。书上放着一长片硬纸板，纸板上用黑白颜色画出钢琴琴键的样子。
他坐在床上，看着吕老师，过了一会儿问：“什么时候能做成？”
“三年。”他抬起眼睛回答道，眼睛里流露出兴奋的光芒。
“哦，三年。”他吸了一口气，不再说话。
“杨森，你也该做一个的。”他热情地说道。
“是啊。”他伸手拿过那张硬纸板，放在膝盖上，手指在上面按着琶音。
“搞音乐没有钢琴怎么行呢？”
他按着琶音，说：“吕老师，我的曲子被枪毙了。”
“演奏效果不好？”
“没有演奏。”
“没演奏怎么知道效果不好？”
“合唱队不愿唱。正好，老田从省歌带回来一个曲子，就唱那个了。”
吕老师坐直身子，抬起头望着正前方，愤慨地说：“这是偏见，偏见！”
“不能这么说。”他说的是真心话，可听起来又象赌气，也不知怎么搞的。
吕老师丢下活儿，站起来，在乱糟糟的桌子上找着一支烟，吸了起来：“自己学音乐真是难啊！不仅是学习本身难，更难的是无法得到社会的承认。”
“自己学，怕真不行。”他说。
“自己学，很难，很难。”他在房间里来回踱着。
“有许多技术上的问题，自己学，不行。”他说。
“只要是真有天分，无论多难也是埋没不了的！”他越加激昂起来。
“我怕没有什么天分哩。”他苦笑道。
东屋里有孩子夜哭，然后，有人拍打着，口齿不清地嗫嚅着什么。孩子不哭了。
“我们这一辈子是不指望了，不过我要我闺女搞音乐。我这个琴就是为她做的。”吕老师站定了，脸上掠过一道温柔的微笑。
“能做成吗？”他依然有些怀疑。
“为什么不能？”他反问道。然后便一一地解说起每一道工序，每一道技术，讲了许久。
“据说，最难是调音。”等他说完之后，杨森说道。
他做了个不屑的手势。
他走了。月光移得到了屋顶上，灰瓦照白了一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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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很灿烂，河水染得金红。金红的水从他墨墨黑的臂膀上滑下来，又滑上去。厚重的水覆盖着他细小的身躯，又被他细小的身躯穿破。他游得不快也不慢，却从容。
“三林，上来了！”四淇叫着。他赤条条地穿着一条湿淋淋的被头，拖着一个树墩，树墩上放着他俩的衣裳、鞋子。他向着夕阳跑，裤头上的水珠滴下来，金珠似的。
三林不回答，不紧不慢地向前游。游到了桥洞。
桥上摆着西瓜摊，鲜红红的一瓤一瓤，破了边的蒲扇赶着蝇子。西瓜浓郁的香味搅和着桥下河水的腥味。架子车，自行车，叮叮当当地挤着。
三林游过了桥洞。
四淇走不动，车子过不完。好容易过去了，回头一看，树墩上的鞋少了一只，又回过头去找鞋。
“三林，上来了！”四淇喊。
太阳落在河边一片屋脊下了，河水变黑了，黑黝黝的河水与他墨墨黑的身躯溶为了一团。
他抬起眼睛，沿着小提琴的四根弦望过去：小提琴，小提琴，小提琴；中间横着中提琴，中提琴；然后，对面是大提琴，大提琴，倍大提琴，定音鼓。再从定音鼓往回看过来：长号，小号，圆号，长笛，又簧管，黑管，大管。合唱队穿着深色的演出服，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所有的演员都上了，包括舞蹈队的。指挥抬起了胳膊，指挥棒轻轻地，然而庄严地划了下去——定音鼓起来了，男声女声哼鸣，弦乐颤弓，圆号长音。一个女高音陡然而起他背上栗然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女声吟唱着总理的恩德。
他看见第一排一个老太太在流泪。
演员前所未有的认真，动了感情。很多人哭了，晶莹的泪珠在灯光下闪烁。
乐队前所未有的认真，音很准。长号没有破一个音，小号的高音上去了。
他被感动了。
男高音，女高音，男低音，女低音，忠实而勤恳地唱着自己的声部。声部搭成了一座宏大的建筑，那声部与声部之间的神秘的空隙，充斥着无声的气流。这气流无声地撑起了横梁立柱，使之坚实而稳固。
他深知自己是不及的，他的那份谱子上，声部是象做填空那样填起来的。
定音鼓渐强而又渐弱，女高音溶入一片哼鸣之中。天地间充满了宏大的悲哀。这是大的悲哀，而不是象他的那一般凄恻哀怨。他深知自己是不及的了。
大幕落下，灯暗了。
他从身上扒下演出服，他把演出服直接套在身上了。
“我来帮你迭。”郑瑛瑛夺他的演出服。
他让开了：“我自己来。”
“我说，还是你写的曲子好听。”郑瑛瑛倚在服装箱上嗑着瓜子，瓜子皮就吐在地上。
“哪能。”他说。他说的是真心知，可听起来总有些象赌气。
“真的。”郑瑛瑛吐出一片瓜子皮，认真地说。
他不再理会她，低头迭好衣服，交给郑瑛瑛。她嘴里在哼着一个什么调子，怪熟悉的。当他走出后台，才想起，她哼的正是自己那个被枪毙了的曲子，脸上不禁一阵臊热。
舞台上正在卸平台，纱幕落在地上，几个舞蹈队的女孩子在拆着别上去的金字：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
他宽慰地想：就算没有枪毙，也不过这么演一场就算了，没多大意思的。是啊！他把这句话想了两遍，却并没有宽慰起来，甚至更加沮丧了。
走出剧场，他去自行车棚推车子。几个合唱队的在他前面推着车子走，他放慢了脚步，与他们拉开距离。不料，后面又上来几位合唱队的，他便不好太慢了。最后，他还是上了车，飞快地追过前边一伙人，扬起右手说了声：“喂，不下了！”溜了过去，骑进散场的观众群中。留下他们在后边推着车走。
他慢慢地在人群中崎岖地穿行，到了路口，一蹬车子，下了淮海路，骑上一条小路。
到了奎河。他顺着奎河，向西去。
奎河两岸是鳞次栉比的院落，灰色的瓦楞在月光下发着挺新鲜的蓝光。墙剥落了，露出砌得结实的青砖。秃秃的枝杈升过了屋檐，在深蓝的天幕上划了一张篱笆。这里几乎集中了这城里最老的也是当年最殷实的人家。
奎河的水浑得发稠，流不动了，停着，结了一层膜似的，在月光下发出油亮的微光。
他在一扇破木板门前下了车，门是虚掩着的。他推开门，月光照在院子中间的碎砖地上，每一块碎砖的边缘都像是用墨笔勾勒出来似的清晰。树枝的影子在砖地上轻描淡写了几划。
“吕老师。”他推门进去。
吕老师只穿了一件破绒衣，脑袋上却冉冉地冒着热气。他鼓捣着一个铁铸的架子，只来得及“嗯”了一声。
他在角落里的床边上坐下了。一张单人床，沿着墙放了一排书，占去三分之一的地方。书上放着一长片硬纸板，纸板上用黑白颜色画出钢琴琴键的样子。
他坐在床上，看着吕老师，过了一会儿问：“什么时候能做成？”
“三年。”他抬起眼睛回答道，眼睛里流露出兴奋的光芒。
“哦，三年。”他吸了一口气，不再说话。
“杨森，你也该做一个的。”他热情地说道。
“是啊。”他伸手拿过那张硬纸板，放在膝盖上，手指在上面按着琶音。
“搞音乐没有钢琴怎么行呢？”
他按着琶音，说：“吕老师，我的曲子被枪毙了。”
“演奏效果不好？”
“没有演奏。”
“没演奏怎么知道效果不好？”
“合唱队不愿唱。正好，老田从省歌带回来一个曲子，就唱那个了。”
吕老师坐直身子，抬起头望着正前方，愤慨地说：“这是偏见，偏见！”
“不能这么说。”他说的是真心话，可听起来又象赌气，也不知怎么搞的。
吕老师丢下活儿，站起来，在乱糟糟的桌子上找着一支烟，吸了起来：“自己学音乐真是难啊！不仅是学习本身难，更难的是无法得到社会的承认。”
“自己学，怕真不行。”他说。
“自己学，很难，很难。”他在房间里来回踱着。
“有许多技术上的问题，自己学，不行。”他说。
“只要是真有天分，无论多难也是埋没不了的！”他越加激昂起来。
“我怕没有什么天分哩。”他苦笑道。
东屋里有孩子夜哭，然后，有人拍打着，口齿不清地嗫嚅着什么。孩子不哭了。
“我们这一辈子是不指望了，不过我要我闺女搞音乐。我这个琴就是为她做的。”吕老师站定了，脸上掠过一道温柔的微笑。
“能做成吗？”他依然有些怀疑。
“为什么不能？”他反问道。然后便一一地解说起每一道工序，每一道技术，讲了许久。
“据说，最难是调音。”等他说完之后，杨森说道。
他做了个不屑的手势。
他走了。月光移得到了屋顶上，灰瓦照白了一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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