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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这个福王不能不说一说。
福王是万历皇帝的爱子，名朱常洵，其生母是皇帝最宠爱的郑贵妃。郑贵妃不顾朱常洵的次子地位，一直不遗余力的谋划将自己的儿子立为太子，因当时朝中多数大臣（包括许多后来与东林党有关系的人）的反对，万历皇帝只得于1601年立其长子（后来的光宗）为太子。作为朱常洵未能立为太子的损失，万历皇帝封他为福王（封地在古都洛阳），并诏赐良田4万顷为食邑。
不要小看这4万顷，这一数字相当于河南全省可耕地的很大一部分。因此，又不得不从其他省征用一部分民田。结果，河南、山东和湖广共有约2万顷民田被划归福王。此外，被没官的前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的土地亦划归福王所有，同时他还得到了四川茶盐专卖权。
因此，福王简直就可以称得上富的流油，其生活极其奢华，据说他喜欢嫖娼，并为此挥霍了30余万两，他在洛阳的王府造价高达28万两，是规定造价的10倍。为了满足其贪欲，他手下的宦官继续肆意掠夺土地，并用天下最残酷的手段管理这些掠夺来的庄田。
福王在府中饮酒作乐，其佃户却饿死在遭受饥荒的洛阳郊外。河南百姓纷纷传言：“先帝耗天下以肥王。”当时，一支明军奉命渡洛河增援正与义军作战的部队，军中有人大声喊道：“王府金银百万，而令吾辈枵腹死贼手”由此可见一斑，崇祯一死福王的野心也逐渐暴露出来，当年没有做成皇帝，此时皇帝死了他自然是窥伺皇位，只可惜崇祯留了一手，预先将朱慈烺派往了南京以稳定江南，福王并不因此死心，将主意打在了路过这里的洪承筹身上。
洪承筹并不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尤其是朱慈烺重用史可法而轻视他，然他心中不忿，所带的十余万大军也正在为军粮发愁，福王找到他正是一拍即合，于是驻军河南，对外称为了抵御八旗的南下。福王则给他出粮出饷，福王比任何人都明白，一旦自己的封地失守，那么自己赖以生存来源也就断绝了，什么金钱美人一概全无。所以他对洪承筹是下了大本钱，火绳枪尽管涨到了五倍，还被他从各种渠道收购了足有5000支支多，致使很多北方豪强光靠倒卖枪支就小赚了一笔。
洪承筹也确实没有让他失望，大军驻守河南后先是此处派军肃清了河南境内的所有流寇和义军，随后以保护福王田产的名义率军进入湖北，这样福王的势力遍及河南湖北，并且和陕西的孙廷芳也关系密切，暗通款曲，不断的向他输送粮草，俨然是割据三省和南明分廷抗争。
让史可法头疼的还不止于此，信阳的马士英部，溃逃到山西的刘泽清部都对朝廷的诏命爱理不理，都就地取材征集士兵和军粮，一副天高皇帝远，你也管不着的样子，为了制衡这些人，南明政权很快的出台的藩镇政策。
弘光皇帝即位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是酬谢支持他的将领，而为四位北方军阀加官进爵，任命他们为“四镇”藩将，各镇其“藩”分封“四镇”的计划于12月21日得到马士英、高弘图、姜曰广的赞同。而作为兵部尚书的史可法不仅在五天前就提出了这一建议，还在计划在上呈皇帝时明确阐述其合理性：
兵马钱粮皆听（四镇）自行征调。四藩即用得功（黄德功）、英（马士英）、飞（路振飞）、良佐（刘良佐）为我藩屏，固守江北，则江南之人情自安。得功已封伯，似应进侯，英、飞、良佐似应封伯。
结果，四位将军奉命驻守要害城市，并各统定员3万人的军队。黄德功奉命管辖淮南地区的11个州县，负责收复安徽，其驻地将是庐州；路振飞驻滁州统领泗州和滁州地区的14个州县，负责收复山东；刘良佐驻九江，负责长江防线；马士英则接着守他的信阳。四镇之上又设督师一名（史可法），驻扬州，直接统领各镇，这一部署基本上是一种防御战略，它反映了南明政权只顾守卫淮安地区和南京，而忽视对付来自北方日益增长的现实威胁的思想，以及河南等不稳定因素的影响。
从理论上讲，御敌之“藩屏”应符合南京政权的需要，由史可法驻扬州负责调度。然而，事实上，南京政权几乎无力为这些军队提供军饷，但又依赖于他们出于自愿的支持，以致不得不作出重大让步，使各镇拥有独立的财权和军权，于是四镇将领便成为实际上的割据势力。南京政府答应每年为这些军队提供饷银240万两，但物资与兵器费用要从当地税收中支出，各镇有权自行征税，所得收入不必上缴南京，还有权开荒、采矿和征收商税。各镇若能从我军或是清军手中收复失地，则亦划归该镇管辖，并享有同样的财政、军事特权，并且要求四镇轮流进京守备，一旦天下重新统一，四镇统帅将皆进爵为公，并子孙世袭。
如此的安排等于是在法律上已经承认了各镇的割据势态和地位，更加方便了各地便宜行事，开启了真正的群雄割据之门，这和晚唐的各路节度使割据情形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对于这些政策的弊端不是没有人看见，事实上明朝的将士，特别是曾在前线作战的将领，纷纷抱怨说，原来的叛贼因杀人劫掠而得封赏，他们反而一无所获。文职官员也群起反对，著名学者刘宗周就曾从杭州上疏南明朝廷，请抑藩屏：
一重藩屏。黄德功、刘良佐有寄家江南之说，尤而效之，又何诛焉。一慎爵赏，败逃之将而得封，谁当不封者？
的确，当时许多人都清楚地看到，所有安排不过是一种极易识破的诱饵，对四镇统帅的封赏是因为他们对皇帝的“忠心”而不是因为他们有战功。
显然，史可法也认为，除非正式封拜四镇藩将，以换取他们对朝廷的忠诚尽管这种忠诚是有条件的否则，南京政权就毫无收复北方的希望。史可法也是没有办法，就算不封赏，人家也一样占着这些地方，只不过通过这种形势来暂时稳固南明政权罢了，这样他才能从容招募士兵，编练新军，到那时似乎就可以真正的挟军威北伐了，书生毕竟是书生，想问题过于理想化，他这边装备新军，难道其他藩镇就都静悄悄的等着？
各地藩镇一获得权利后几乎马上投入的就是搜集火器，赶编新军似乎成了一种风尚，在大江南北迅速铺开。直到这时史可法似乎还相信，通过让四镇兵轮流上藩南京的办法，可将四镇置于中央控制之下。例如，他曾建议今兵部修改永乐皇帝制定的京师卫戍之制，让当时驻扎淮扬地区的三四十万军队轮流卫戍南京，以维持中央对这些将领的控制，并防止黄德功和刘良佐之流将其辖区变为独立王国。但这一计划未能付诸实施。实际上，南明朝廷很快就因担心京师遭劫而害怕这些军队靠近南京，由于住在乡村，这些军队的将领及士兵有一种特有的寄生性：喜欢抢劫而不是保护城市。
南明政权这番作为，在我看来不是为了收复失地，完全是为了防范我军继续南进，危及南京，在他们眼里可能我比占领了北京的皇太极更厉害，对他们的威胁更大，尽管表面上大家都同意一致对外“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但我看这些人没准哪个不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我拼命呢，最起码不会倒戈相向。
我也不是傻子，他洪承筹能和福王绑在一起，难道我李开阳就不可以么，于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王室成员被我请到了徐州，他就是潞王。
起，这个福王不能不说一说。
福王是万历皇帝的爱子，名朱常洵，其生母是皇帝最宠爱的郑贵妃。郑贵妃不顾朱常洵的次子地位，一直不遗余力的谋划将自己的儿子立为太子，因当时朝中多数大臣（包括许多后来与东林党有关系的人）的反对，万历皇帝只得于1601年立其长子（后来的光宗）为太子。作为朱常洵未能立为太子的损失，万历皇帝封他为福王（封地在古都洛阳），并诏赐良田4万顷为食邑。
不要小看这4万顷，这一数字相当于河南全省可耕地的很大一部分。因此，又不得不从其他省征用一部分民田。结果，河南、山东和湖广共有约2万顷民田被划归福王。此外，被没官的前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的土地亦划归福王所有，同时他还得到了四川茶盐专卖权。
因此，福王简直就可以称得上富的流油，其生活极其奢华，据说他喜欢嫖娼，并为此挥霍了30余万两，他在洛阳的王府造价高达28万两，是规定造价的10倍。为了满足其贪欲，他手下的宦官继续肆意掠夺土地，并用天下最残酷的手段管理这些掠夺来的庄田。
福王在府中饮酒作乐，其佃户却饿死在遭受饥荒的洛阳郊外。河南百姓纷纷传言：“先帝耗天下以肥王。”当时，一支明军奉命渡洛河增援正与义军作战的部队，军中有人大声喊道：“王府金银百万，而令吾辈枵腹死贼手”由此可见一斑，崇祯一死福王的野心也逐渐暴露出来，当年没有做成皇帝，此时皇帝死了他自然是窥伺皇位，只可惜崇祯留了一手，预先将朱慈烺派往了南京以稳定江南，福王并不因此死心，将主意打在了路过这里的洪承筹身上。
洪承筹并不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尤其是朱慈烺重用史可法而轻视他，然他心中不忿，所带的十余万大军也正在为军粮发愁，福王找到他正是一拍即合，于是驻军河南，对外称为了抵御八旗的南下。福王则给他出粮出饷，福王比任何人都明白，一旦自己的封地失守，那么自己赖以生存来源也就断绝了，什么金钱美人一概全无。所以他对洪承筹是下了大本钱，火绳枪尽管涨到了五倍，还被他从各种渠道收购了足有5000支支多，致使很多北方豪强光靠倒卖枪支就小赚了一笔。
洪承筹也确实没有让他失望，大军驻守河南后先是此处派军肃清了河南境内的所有流寇和义军，随后以保护福王田产的名义率军进入湖北，这样福王的势力遍及河南湖北，并且和陕西的孙廷芳也关系密切，暗通款曲，不断的向他输送粮草，俨然是割据三省和南明分廷抗争。
让史可法头疼的还不止于此，信阳的马士英部，溃逃到山西的刘泽清部都对朝廷的诏命爱理不理，都就地取材征集士兵和军粮，一副天高皇帝远，你也管不着的样子，为了制衡这些人，南明政权很快的出台的藩镇政策。
弘光皇帝即位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是酬谢支持他的将领，而为四位北方军阀加官进爵，任命他们为“四镇”藩将，各镇其“藩”分封“四镇”的计划于12月21日得到马士英、高弘图、姜曰广的赞同。而作为兵部尚书的史可法不仅在五天前就提出了这一建议，还在计划在上呈皇帝时明确阐述其合理性：
兵马钱粮皆听（四镇）自行征调。四藩即用得功（黄德功）、英（马士英）、飞（路振飞）、良佐（刘良佐）为我藩屏，固守江北，则江南之人情自安。得功已封伯，似应进侯，英、飞、良佐似应封伯。
结果，四位将军奉命驻守要害城市，并各统定员3万人的军队。黄德功奉命管辖淮南地区的11个州县，负责收复安徽，其驻地将是庐州；路振飞驻滁州统领泗州和滁州地区的14个州县，负责收复山东；刘良佐驻九江，负责长江防线；马士英则接着守他的信阳。四镇之上又设督师一名（史可法），驻扬州，直接统领各镇，这一部署基本上是一种防御战略，它反映了南明政权只顾守卫淮安地区和南京，而忽视对付来自北方日益增长的现实威胁的思想，以及河南等不稳定因素的影响。
从理论上讲，御敌之“藩屏”应符合南京政权的需要，由史可法驻扬州负责调度。然而，事实上，南京政权几乎无力为这些军队提供军饷，但又依赖于他们出于自愿的支持，以致不得不作出重大让步，使各镇拥有独立的财权和军权，于是四镇将领便成为实际上的割据势力。南京政府答应每年为这些军队提供饷银240万两，但物资与兵器费用要从当地税收中支出，各镇有权自行征税，所得收入不必上缴南京，还有权开荒、采矿和征收商税。各镇若能从我军或是清军手中收复失地，则亦划归该镇管辖，并享有同样的财政、军事特权，并且要求四镇轮流进京守备，一旦天下重新统一，四镇统帅将皆进爵为公，并子孙世袭。
如此的安排等于是在法律上已经承认了各镇的割据势态和地位，更加方便了各地便宜行事，开启了真正的群雄割据之门，这和晚唐的各路节度使割据情形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对于这些政策的弊端不是没有人看见，事实上明朝的将士，特别是曾在前线作战的将领，纷纷抱怨说，原来的叛贼因杀人劫掠而得封赏，他们反而一无所获。文职官员也群起反对，著名学者刘宗周就曾从杭州上疏南明朝廷，请抑藩屏：
一重藩屏。黄德功、刘良佐有寄家江南之说，尤而效之，又何诛焉。一慎爵赏，败逃之将而得封，谁当不封者？
的确，当时许多人都清楚地看到，所有安排不过是一种极易识破的诱饵，对四镇统帅的封赏是因为他们对皇帝的“忠心”而不是因为他们有战功。
显然，史可法也认为，除非正式封拜四镇藩将，以换取他们对朝廷的忠诚尽管这种忠诚是有条件的否则，南京政权就毫无收复北方的希望。史可法也是没有办法，就算不封赏，人家也一样占着这些地方，只不过通过这种形势来暂时稳固南明政权罢了，这样他才能从容招募士兵，编练新军，到那时似乎就可以真正的挟军威北伐了，书生毕竟是书生，想问题过于理想化，他这边装备新军，难道其他藩镇就都静悄悄的等着？
各地藩镇一获得权利后几乎马上投入的就是搜集火器，赶编新军似乎成了一种风尚，在大江南北迅速铺开。直到这时史可法似乎还相信，通过让四镇兵轮流上藩南京的办法，可将四镇置于中央控制之下。例如，他曾建议今兵部修改永乐皇帝制定的京师卫戍之制，让当时驻扎淮扬地区的三四十万军队轮流卫戍南京，以维持中央对这些将领的控制，并防止黄德功和刘良佐之流将其辖区变为独立王国。但这一计划未能付诸实施。实际上，南明朝廷很快就因担心京师遭劫而害怕这些军队靠近南京，由于住在乡村，这些军队的将领及士兵有一种特有的寄生性：喜欢抢劫而不是保护城市。
南明政权这番作为，在我看来不是为了收复失地，完全是为了防范我军继续南进，危及南京，在他们眼里可能我比占领了北京的皇太极更厉害，对他们的威胁更大，尽管表面上大家都同意一致对外“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但我看这些人没准哪个不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我拼命呢，最起码不会倒戈相向。
我也不是傻子，他洪承筹能和福王绑在一起，难道我李开阳就不可以么，于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王室成员被我请到了徐州，他就是潞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