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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是晚明时期以江南士大夫为核心的一个政治党派,其发迹于顾宪成于东林书院讲学,其也因此得名。
在最初的时候,东林党只是一小撮政争失败的人聚集在一起讲学议政,但由于这些人在士林中声望比较高,而且喜欢“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因此造成的影响很大。
东林党成立时,正是万历往天下派矿监最疯狂的时候,而东林党打的口号之一就是“撤除矿监,归政于六部。”
明朝的商税就是一个笑话,不仅税率极低,而且偷税漏税严重,就连官员,也以不与民争利的口号,不征收商税,甚至放任不管。
朱由校在后世时看到过这一则实例,说是江南某地的知县,直接丢了个钱箱子在大街上,然后敲锣打鼓的说,收商税这事大家全凭自愿,自己往里面投钱,结果可想而知,最后只收到了十三两银子。
在大明,小民只能去种田,或者做苦力以及一些卖菜买吃食的小生意,大生意全都被士绅官僚所垄断,他们有着官身特权,是文官阶层背后隐藏的东西,属于同一阶级,如此情况下,那些文官们会管商税才怪。
如此情况下,更不要说矿税了,基本没人交。全都是明目张胆的开采,除了打点和分润外,全部都入了地方士绅自己的腰包。
整个大明,一年下来,全国的商税征收不过才五十万两,而且这还是执政强势的张居正时代,等张居正一死,商税立马缩水,最近基本上没有了。
三大征之后,国库没钱,无奈之下,万历之后派出矿监收税,不仅收矿税,还收盐税、茶税等一系列的商税。然而能在地方开矿经商的都是什么人?大地主和士绅官僚,他们能乐意才怪,于是士绅官僚们采取了一些列的抵制对抗措施。这样的措施在明朝士子的笔记中屡见不鲜,他们将这种对抗称之为正义的,将皇帝派太监收税称之为邪恶,是昏君。
国家派人收取商税矿税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抗税的人就是违法,理应抓起来判刑。然而当时的士林却认为不是这样,收商税就是与民争利,皇帝不能收商税,收了就是混蛋,是昏君。
这在后世人看来极为可笑的念头,在当时却是奉为正统,视之为理所当然,基于这种论调之下,他们疯狂的抵御皇帝排下去的矿监,制造出了各种事端,死了很多人。
当然,这并不是为了太监洗地。万历派下去的矿监确实有很多都罪大恶极,为了中饱私囊,肆意使用权利,搜刮财富。然而这并不是抵制商税的理由。错的是执行者,而不是这项制度。
然而,在读书人的鼓吹下,舆论却恰恰与此相反。是这些士子大儒们真的不明白么?并不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这其中的利益。
没有商税经商赚到的钱就都是自己的,那这样凭什么还要分一份给皇帝?
这个道理很简单,读书人们都懂,但他们就是装糊涂,将收商税和与民争利联系起来,一旦皇帝有这个意图,立即举起这面旗帜来阻止。
在这样的情况下,东林党的口号一提出来,立即吸引到了很多人。而且,创办东林党的顾宪成还是个极其聪明的人,以布衣之身而操控天下。身为聪明人,他自然明白舆论的力量。
有皇帝收商税就是与民争利的这个成功的例子在,他也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将舆论玩出了花来。
凡是加入东林党的都是正值人士,加入的全是贤臣,不加入的都是奸臣。是贤臣自然会加入东林党,是奸臣就不会加入。
如此双管其下,在这样的理念和宣传之下,一大批的在野官员,东南城市势力,地方大族纷纷聚拢到东林的旗帜之下,壮大东林党。
万历将东林党看的非常透彻,所以他在的时候一直压着东林党,默许三党联合对抗东林,最后将其清除出朝政。
只可惜,随着万历身死,朱常洛上台,东林党捞取了最大的政治成果,瞬间死灰复燃,进入朝政。然后又借着光宗死亡,天启小皇帝登基后不明事理,赶走方从哲,成为执政党。
原来的天启皇帝虽然不聪明,但还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是文官的对手,知道放出太监去对抗。但是后来的崇祯简直就是热血愣头青,被东林党一众人忽悠一下就找不到北,除掉魏忠贤后没有安排好人接位。
对朝政一点也不懂,没钱了就知道加田税,加田税,甚至为了省钱还将驿站给裁撤了,简直脑残。这货... -->>
东林党是晚明时期以江南士大夫为核心的一个政治党派,其发迹于顾宪成于东林书院讲学,其也因此得名。
在最初的时候,东林党只是一小撮政争失败的人聚集在一起讲学议政,但由于这些人在士林中声望比较高,而且喜欢“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因此造成的影响很大。
东林党成立时,正是万历往天下派矿监最疯狂的时候,而东林党打的口号之一就是“撤除矿监,归政于六部。”
明朝的商税就是一个笑话,不仅税率极低,而且偷税漏税严重,就连官员,也以不与民争利的口号,不征收商税,甚至放任不管。
朱由校在后世时看到过这一则实例,说是江南某地的知县,直接丢了个钱箱子在大街上,然后敲锣打鼓的说,收商税这事大家全凭自愿,自己往里面投钱,结果可想而知,最后只收到了十三两银子。
在大明,小民只能去种田,或者做苦力以及一些卖菜买吃食的小生意,大生意全都被士绅官僚所垄断,他们有着官身特权,是文官阶层背后隐藏的东西,属于同一阶级,如此情况下,那些文官们会管商税才怪。
如此情况下,更不要说矿税了,基本没人交。全都是明目张胆的开采,除了打点和分润外,全部都入了地方士绅自己的腰包。
整个大明,一年下来,全国的商税征收不过才五十万两,而且这还是执政强势的张居正时代,等张居正一死,商税立马缩水,最近基本上没有了。
三大征之后,国库没钱,无奈之下,万历之后派出矿监收税,不仅收矿税,还收盐税、茶税等一系列的商税。然而能在地方开矿经商的都是什么人?大地主和士绅官僚,他们能乐意才怪,于是士绅官僚们采取了一些列的抵制对抗措施。这样的措施在明朝士子的笔记中屡见不鲜,他们将这种对抗称之为正义的,将皇帝派太监收税称之为邪恶,是昏君。
国家派人收取商税矿税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抗税的人就是违法,理应抓起来判刑。然而当时的士林却认为不是这样,收商税就是与民争利,皇帝不能收商税,收了就是混蛋,是昏君。
这在后世人看来极为可笑的念头,在当时却是奉为正统,视之为理所当然,基于这种论调之下,他们疯狂的抵御皇帝排下去的矿监,制造出了各种事端,死了很多人。
当然,这并不是为了太监洗地。万历派下去的矿监确实有很多都罪大恶极,为了中饱私囊,肆意使用权利,搜刮财富。然而这并不是抵制商税的理由。错的是执行者,而不是这项制度。
然而,在读书人的鼓吹下,舆论却恰恰与此相反。是这些士子大儒们真的不明白么?并不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这其中的利益。
没有商税经商赚到的钱就都是自己的,那这样凭什么还要分一份给皇帝?
这个道理很简单,读书人们都懂,但他们就是装糊涂,将收商税和与民争利联系起来,一旦皇帝有这个意图,立即举起这面旗帜来阻止。
在这样的情况下,东林党的口号一提出来,立即吸引到了很多人。而且,创办东林党的顾宪成还是个极其聪明的人,以布衣之身而操控天下。身为聪明人,他自然明白舆论的力量。
有皇帝收商税就是与民争利的这个成功的例子在,他也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将舆论玩出了花来。
凡是加入东林党的都是正值人士,加入的全是贤臣,不加入的都是奸臣。是贤臣自然会加入东林党,是奸臣就不会加入。
如此双管其下,在这样的理念和宣传之下,一大批的在野官员,东南城市势力,地方大族纷纷聚拢到东林的旗帜之下,壮大东林党。
万历将东林党看的非常透彻,所以他在的时候一直压着东林党,默许三党联合对抗东林,最后将其清除出朝政。
只可惜,随着万历身死,朱常洛上台,东林党捞取了最大的政治成果,瞬间死灰复燃,进入朝政。然后又借着光宗死亡,天启小皇帝登基后不明事理,赶走方从哲,成为执政党。
原来的天启皇帝虽然不聪明,但还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是文官的对手,知道放出太监去对抗。但是后来的崇祯简直就是热血愣头青,被东林党一众人忽悠一下就找不到北,除掉魏忠贤后没有安排好人接位。
对朝政一点也不懂,没钱了就知道加田税,加田税,甚至为了省钱还将驿站给裁撤了,简直脑残。这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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